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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霆博客

万劫不灭的狂儒,沧桑历世的醒人。

 
 
 

日志

 
 

【转载】宪政观和法律观  

2017-06-06 16:04:25|  分类: 回顾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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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宪政观和法律观

194021,毛泽东起草了延安民众讨汪大会的通电,题为《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这篇文章载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写道:

“三曰厉行宪政。‘训政’多年,毫无结果。物极必反,宪政为先。然而言论不自由,党禁未开放,一切犹是反宪政之行为。以此制宪,何殊官样文章。以此行宪,何异一党专政。当此国难深重之秋,若不思变计,则日汪肆扰于外,奸徒破坏于内,国脉民命,岌岌可危矣。政府宜即开放党禁,扶植舆论,以为诚意推行宪政之表示。昭大信于国民,启新国之气运,诚未有急于此者。……”

“宪政为先”。毛泽东是主张实行宪政的,因为实行宪政可以“昭大信于国民,启新国之气运”。但是要实行宪政,必须“开放党禁,扶植舆论”。此处的“扶植舆论”实际上就是开放报禁,实现言论自由。如果不能开放党禁和报禁,即令制了宪,行了宪,也无异于“一党专制”。这些就是毛泽东关于实现宪政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先进的、反映了世界发展潮流的。当然,这时毛泽东是夺权者,所持立场是夺权者(夺取全国政权)的立场。

在毛泽东夺取了全国政权以后,站在掌权者的立场,他的观点是不是有了变化呢?请看:

1954年,也就是毛泽东成了掌权者以后开始在中国大陆进行制宪和行宪的那一年,他在党中央会议上,发表了他关于宪法和法律的一套“高论”,他说: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地位变了,立场也就变了,立场变了,观点当然也会跟着变。1954年的毛泽东推翻了1940年的毛泽东,推翻得坚决、推翻得彻底。观点当然是思想,但是观点更是思想的灵魂。1954年毛泽东的观点,即“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这可不能含糊。

 1954年,毛泽东执掌中央的党政军大权已近五年,这时朕即党、朕即真理的观念已经——按“文化大革命”前的语言表述习惯——已经刻在了毛泽东的脑子里,溶化在了毛泽东的血液中。他说:“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因为“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即毛泽东)的领导”。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把1954年制定的宪法,是当成随心所欲的工具的,因为“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此处,党的指示就是他毛泽东的指示,如果把话说直白一点,宪法就看毛泽东怎么玩了,这个“怎么玩”渗透的完全是一种“流氓态”。曾经有人批评过毛泽东是“政治流氓”,那时我们并不以为然,以为是骂毛泽东的。可是,如果此人流氓态十足,倒也不能算是骂。指狗仔为狗崽子,算是骂吗?

 应该指出,宪法和宪政,在封建国家主要是限制君主权力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则主要是限制总统权力的。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毛泽东在政治上要当没有皇帝称号的地地道道的皇帝,他当然认为制定宪法是“有害的”。他要的是不受限制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流氓和正人君子PK,流氓胜;流氓和流氓PK.谁更流氓谁占上风。“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这显然不能算更流氓,所以国民党(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去了。毛泽东无法无天,更流氓,所以蒋介石不是对手。

1958824,毛泽东在北戴河借评论司法、公安会议发表谈话说:“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成。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有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4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

后来,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

从以上毛泽东的言论可以看出,他的宪法观和法律观,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封建主义的,没有一点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他的言论,从实质内容到口吻口气,深深的浸透了一种“帝王态”,充满了“皇帝味”,只不过有些时令词儿罢了。毛泽东的宪法观和法律观,多次在共产党的高层会议上,强加给党的高层领导,然后再由共产党的高层推向全国。说毛泽东祸国殃民,说毛泽东复辟了封建主义,或许有人认为这种论断有点“过”,“过”了吗?

 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是,毛泽东反动的宪法观和法律观,在党内并非没有受到抵制和反对。抵制和反对毛泽东反动观点的代表性人物当属董必武。

1954年,在全国上下热衷于搞群众运动,称赞“运动能很快解决问题”时,董必武就正确地指出,运动也“有副作用,应当以依法治国代替运动治国,逐步实现依法治国。过去是搞运动,现在要靠法律”。

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董老对毛泽东事事搞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是不满意的。他尖锐地指出:“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甚至对他们自己创造的表现意志的法律也不大尊重。”作为有深厚学养的法学家,董老认为,群众运动“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律的心理。

轻视一切法律的心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成蔑视法律的造反心理,造就的罪业,罄竹难书。

19584月,董必武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工作“跃进”座谈会上,对大跃进破坏法治方面的种种现象,提出了切中时弊的意见。尤其是对公、检、法三方面“联合办案”的口号进行了抵制。公、检、法三个机构“联合办案”取消了三个方面在处理案件中互相监督的制衡作用,是导致冤假错案产生的重要因素。董老的主张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19586月,在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董必武的法治思想却受到了不点名的批判。这种批判实际上是贯彻毛泽东人治观的必然结果。毛泽东不要人治的主张,使得中国的法制建设彻底中断,这使法学家董必武极为痛心。十分无奈的董必武先后两次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提出请求,要辞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毛泽东对董必武的请辞不允,但后来变换了董必武的“岗位”,让董必武担任没有任何实权的“国家副主席”。

董必武对毛泽东的家长制和一言堂并不以为然,但这位忠厚长者太厚道了,他不忍把专制独裁的帽子抛给毛泽东。但此后凡有人请他题字,他一直只写“群言堂”三个字。

关于董必武,这里必须多写几句。他188635日生于湖北黄安县,十八岁便考取了秀才,其国学修养绝对是毛泽东无法望其项背的。董必武是封建王朝的逆子贰臣,他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加入同盟会。1914年他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学有所成并成为法学家。1920年他和陈潭秋创建武汉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董必武还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

董必武在中国共产党内,是出类拔萃的政治家和法学家。他学养深厚,为人方正。不过这样的人在政治流氓面前,恐怕也是无奈的时候多,尤其是政治流氓掌握了大权以后。中国共产党内,有见识有才能的人不是没有,但作为毛泽东的下属,要想发挥正面的积极作用,那是比登天还难。

无法无天的人必然是为所欲为的人,这种人不讲理、尤其在政治斗争中不讲理,也是必然的。无法无天的毛泽东靠“运动治国”,而任何一个政治运动,无一不是为了贯彻他的意愿和意志,在这里可以说无理可讲。194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每一个运动按毛泽东的意思,都要成为“群众运动”。每一个运动,毛泽东都要发动群众,而发动群众的实质,就是忽悠群众、欺骗群众、煽动群众,有时候甚至不惜撕裂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在所有的运动中,除了皇权不可冒犯、不可轻视之外,毛泽东带头不讲理、不讲法;这种事例太多了,不胜枚举,下面仅略提几个人所共知的例子。

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授意搞地下工作的潘汉年和汪精卫接触。这种接触或许为了摸清敌伪的动向,或许为了获取难得的情报,总之是为了做到敌中有我(这里是否有“联汪反蒋”的倾向就不得而知了)。而潘汉年真的和汪见了面。1949年以后,这件事经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的敌伪人员揭发,指证潘汉年和汪精卫勾勾搭搭。潘汉年把见汪的事向陈毅汇报了,陈毅则向毛泽东汇报了。毛泽东听到汇报后,怕这件事败露,因为这里包含了他的阴谋。于是他亲自下令对潘汉年实行“秘密逮捕”。党内有些上层人物很了解潘汉年,阴知潘汉年是冤枉的,却没有对潘伸出援手。毛泽东同时顾及上层人物的反应,又亲令潘汉年可以不杀,但要判无期徒刑,关押到死,封口终生。潘汉年于1977年死于湖南茶陵县的劳改农场,他的平反据闻是陈云力促的,但已是80年代的事了。这个案件中,每个重要环节,都是毛泽东“亲令”。这里还不仅仅是不讲理、不讲法的问题,而是毛泽东为了顾及个人面子和个人名声,不惜对潘汉年进行迫害,真可谓莫予毒深。

1955年,在毛泽东主导下,制造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这一冤案中,共有2100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在整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毛泽东言出法随。当时《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为题,公布了胡风等人的私信,毛泽东亲自为此写了“编者按”。从报纸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此事的调子,恰是毛泽东所写的“编者按”定的。既然结论是反革命,此后的“法律程序”,按毛泽东旨意行事就万事大吉了。这个大冤案到了二十五年以后,才得到平反。

195771,毛泽东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写道:“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经许多学者研究考证,事实上章伯钧和罗隆基的“同盟”根本就不存在,说二人“同盟”,纯粹是子虚乌有的捏造,这种捏造和指鹿为马无异。正是毛泽东的这篇文章,直接宣判了“民盟”和“农工民主党”这两个与中共肝胆相照的民主党派的政治死刑,也宣判了这两个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政治死刑。

章伯钧和罗隆基的右派结论至死也没有得到“改正”。然而公道自在人心,章伯钧死后,葬在了只有共产党上层才有资格葬入的八宝山革命公墓。这实在具有十足的讽刺意味。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82日,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庐山会议后期和此后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以及外事工作会议上作为重要学习材料,共产党上层是必须认真学习的。这封信颠倒黑白、除了对张闻天极尽讽刺、挖苦和奚落之外,特别指出张闻天“陷于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至此,包括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在内的所谓的“军事俱乐部”,便又由毛泽东捏造成功。这件事到目前,全党全国凡关心党史者已是尽人皆知。不过,知道是知道,真正指出和谴责毛泽东指鹿为马、给属下捏造罪名的,又有几人?为尊者讳了吧?为“领袖”粉饰了吧?文过饰非了吧?“顾全大局”了吧?而凡此种种表现,恰是毛泽东在当时有恃无恐地倒行逆施的土壤和社会基础。毛泽东恶的发展,也正是各个方面姑息纵恶、“顾全大局”的结果。这个教训实在太深刻太深刻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8月下旬,毛泽东在上海命令杨成武回北京,向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王、关、戚是坏人,破坏文化大革命,把他们抓起来,由周恩来负责处理。”这里且不论王关戚是不是坏人或如何是坏人,这里最令人关注的是,把王关戚“抓起来”这等具体的算不得很大的事,竟然也要毛泽东亲自下令。换句话说,毛泽东的“手”,真可算“无处不在”了;毛泽东之行权,事无巨细,一点也不容外分。权力是毛泽东最喜欢最看重的东西,权力就是他的命!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从文革小组出来,喊着“无法无天”的口号,走到了红卫兵和造反派中间;把毛泽东的宪政观和法律观贯彻到了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思想上。红卫兵和造反派则本着“无法无天”的精神,喊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口号杀向社会,在中国大陆上造成了无数的屠杀惨剧。而且,这些惨剧就从北京开始,特别是从北京的大兴县开始,向全国辐射和蔓延。

1949年以后,全国人民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更是要把全国乃至全世界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在中国大陆,毛泽东思想统治了几十年,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毛泽东的宪政观和法律观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对于国家、对于民族,这是一件如磐如山的最重大的事情。因此,毛泽东的宪政观和法律观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不可不加以分析;它对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产生了什么影响,不可不加以回顾;它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作用,不可不加以评价。

有人曾经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书名的提法是否合适,已经有论者提出了异议。笔者觉得书名的提法,似乎也无不可,但是既然说是历史的选择,那么我认为,历史也终将抛弃毛泽东。历史彻底抛弃毛泽东的时刻,也就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回归正道的时刻,那将开辟中华文明进程的新的起点。

2016-10-25  起草

2016-10-28  修改和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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